第四章 疑案

　　“逆襲”
　　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月，清軍已經占據了河北、山東、山西大部及河南東部，輕而易舉地將整個中原幾乎全部收入囊中，多爾袞開始邁出統壹全國的步伐。
　　多爾袞這個人，怎麽說呢，要麽太謹慎，要麽太不謹慎。
　　在他看來，敵人只有兩種：或者堅不可摧，或者不堪壹擊。李自成、弘光政權顯然不是堅不可摧的，那就只能是不堪壹擊了。
　　於是，多爾袞打算壹起收拾，畢其功於壹役。
　　整套作戰計劃分為西線和南線兩個部分，猶如兩只有力的臂膀，準備將天下攬入懷中。
　　西線由靖遠大將軍、英王阿濟格指揮，率壹部分八旗兵主力及平西王吳三桂、智順王尚可喜等部，經山西北部、內蒙進攻陜西，在奪取榆林、延安等地區後揮師向南，直搗李自成的老巢西安。
　　南線由定國大將軍、豫王多鐸指揮，率另壹部分八旗兵主力及恭順王孔有德、懷順王耿仲明等部，渡黃河南下，奪取南京。
　　多爾袞以大清朝廷的名義發出檄文，將弘光朝廷定義為“偽政權”，並向普天下發布其“三宗罪”——不救援先帝、擅立皇帝、各鎮擁兵虐民，公開表示不日將大舉南下，剿滅前明余孽。
　　值此千鈞壹發之際，南京政權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壹次轉機——多鐸接到多爾袞的新命令，剛剛渡過黃河便揮師向西而去。
　　這就奇怪了，多爾袞剛剛發布南征的命令，但多鐸的大軍剛過黃河，卻又下達了新的命令，到底是怎麽回事？莫非是多爾袞後院起火？不大可能！如果真是如此，應該命令多鐸迅速返回北京才對，怎麽又轉而向西呢？
　　答案顯然只有壹個——退踞陜西的李自成壹定在搞什麽大動作！
　　在小說《亮劍》裏，李雲龍為了報仇救老婆，不經請示就擅自率部圍攻平安縣城，將晉西北攪成了壹鍋粥。八路軍總部百思不得其解，後來通過偵聽鬼子的通訊，聽到對方反復提到“平安縣”這個地名，方才恍然大悟。
　　用壹個時髦的網絡詞語來形容，這叫做“逆襲”。
　　李雲龍的“逆襲”是小說，李自成的“逆襲”則是現實。清軍在通訊中反復提到了壹個地名——位於今天河南省西北部濟源、焦作壹帶的“懷慶府”。
　　十月十二日，改變整個時局態勢的懷慶戰役爆發。李自成集結了分散在河南西部及陜西壹帶的殘余兵力，對懷慶府的清軍展開大規模攻勢。清懷慶總兵金玉和幾乎全軍覆沒，府治沁陽縣被大順軍重重圍困，危在旦夕。
　　接到沁陽的求救報告，警覺的多爾袞發現情況不妙。李自成既不是堅不可摧，也絕非不堪壹擊。所謂的敵人，原來還有壹檔叫做“死纏爛打”。多爾袞原以為，李自成的大順軍已成強弩之末、驚弓之鳥，只會龜縮在西安附近，等著阿濟格前來收拾殘局。沒想到，李自成憑借壹群殘兵敗將、散兵遊勇，竟然還敢在中原搞“逆襲”，這問題就比較大了！
　　壹個小小的懷慶府，為什麽會引發清軍統壹策略的重大調整呢？
　　如果清軍繼續執行原定作戰方案，已經“打了雞血”（完成兵力集結）的李自成完全可能趁阿濟格尚未到達西安、多鐸已經南下的空隙，橫掃河南、山東，威逼京師，再給多災多難的北京來壹次“城頭變換大王旗”！
　　清軍雖然不是豆腐捏的，但這個推斷並非危言聳聽。清軍兵力有限，如果不是吳三桂、尚可喜、孔有德、耿仲明等明軍的倒戈，多爾袞要統壹全國，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此時，阿濟格、多鐸帶走的部隊，基本上是清軍的全部家當。
　　絕大部分主力都出遠門了，河北、河南、山東等地必然兵力空虛、防守薄弱。如果李自成率大軍前來，憑借不久前的統治基礎，輕而易舉便能讓黃河流域短期內易主。
　　大順軍壹旦“重出江湖”，占據堪稱“天下中樞”的河南、山東，清軍將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：
　　——西線，從大漠鉆出來的阿濟格風塵仆仆，可以順利拿下同樣空虛的西安。但是，南面的張獻忠已經在四川站穩了腳跟，即便他打死不出劍門關，清軍也不得不防。
　　——南線，多鐸南下與弘光政權的幾十萬軍隊交火，北面又是風頭正勁的大順軍，多鐸大軍就成了壹支與北京失去聯系、面臨南北夾擊的孤軍。
　　形勢壹旦對清軍不利，難保吳三桂、尚可喜、孔有德、耿仲明這些靠叛變起家的“投機分子”再叛壹次，撈取“光復江山”的政治資本。
　　在“出頭鳥”大順軍的率領下，如果弘光政權、張獻忠還有清軍身邊的“投機分子”蜂擁而上痛打落水狗，原意是想攬江山入懷的兩只臂膀，將被打成自顧不暇的“殘肢斷臂”，北京的多爾袞就只剩下壹條路可走——從哪裏來，回哪裏去，卷起鋪蓋回東北老家。
　　悲哀！臭棋！
　　夢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
　　多爾袞不是膿包，李自成在懷慶府的瘋狂已經讓他預感到了危險，因此迅速作出反應，轉變原定作戰方案，命令多鐸揮師西向，先解沁陽之圍，隨即西進潼關，與阿濟格會剿李自成。
　　如此看來，無論是李自成的大順軍，還是南京的弘光政權，之所以打不贏兵力不占優勢的清軍，實在不是因為自己太無能，而是敵人太狡猾。
　　但事實並非如此！
　　現實的情況是：無論多爾袞采取怎樣的作戰策略，清政權想統壹全國，都將面臨同時在兩線作戰的局面：壹邊對付西北的李自成，壹邊對付南方的弘光政權。既然李自成可以趁著清軍後方兵力空虛大肆進攻，那麽在多鐸率軍西征後，弘光政權在理論上也可以出師“北伐”，搶占中原。
　　對於這個僅存在於“理論上”的局面，多爾袞根本不屑壹顧。經過幾個月的觀察與試探，特別是通過與南方使團的接觸，他已經看清了弘光政權腐朽無能、茍且偷安的真面目。在他看來，南京的那群膿包哪怕有壹丁點兒北上光復故土的意圖，清軍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拿下河南、山東。想讓弘光北上奪中原？即便是“山無陵，江水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”，朱由崧也不敢與清決！
　　弘光政權的朝堂上就是壹群如假包換的膿包，李自成也聰明不到哪裏去。
　　自從揭竿而起以來，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，充分發揚了“內戰內行、外戰外行”的優良傳統。先是壹路凱歌高唱、橫掃中原，逼得崇禎皇帝上吊殉國，大順軍定鼎北京，宣布改朝換代。但是，進城之後的李自成賊性難改，不懂得團結官紳，實行“封建主義改造”，而是繼續推行“無政府主義”的“流氓”路線，根本不像個“開國之君”的樣子，逼著吳三桂倒戈，這才讓關外的清軍鉆了空子。
　　山海關壹戰，大順軍雖然損失慘重，但主力尚存，李自成完全可以通過節節阻擊，有計劃地撤退，既避敵鋒芒，又不斷襲擾，消磨清軍的銳誌，以圖伺機反擊。遺憾的是，李自成率領大順軍索性壹潰千裏，將整個黃河流域拱手讓出，開局的優勢被消耗殆盡，大順軍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。
　　懷慶戰役，又是李自成在關鍵時刻下的壹著臭棋，硬逼著自己從被動走向絕境。
　　按理說，李自成能夠主動在中原反擊，顯然對清軍很不利，為什麽說是壹著臭棋呢？
　　——勇氣與精神可嘉，但妳得把時間算準了再打吧？
　　李自成早不打、晚不打，偏偏選擇多鐸大軍剛進抵黃河的時候發動大規模攻勢，這不是故意找收拾嗎？
　　如果李自成能夠等待壹段時間，待多鐸軍隊離開河南並與弘光的軍隊交上火之後，再集結兵力，在中原壹帶發動大規模反擊，境況明顯要有利得多。屆時，多鐸即便想抽身回撤，恐怕短時間內也難以抽身，更何況遠水解不了近渴。
　　李自成的這步棋實在是臭得可以，大順軍雖然在懷慶府取得了局部戰場的勝利，但要老命的是，這場勝利引起了多爾袞的警覺，命令正準備南征的多鐸大軍悉數轉而向西。李自成替弘光政權暫時解了圍，做了壹次損己利人的“活雷鋒”。
　　多鐸揮師西向後，迅速扭轉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對比，李自成的大順軍又成潰敗之勢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清軍發動潼關戰役，大順軍的大將劉宗敏戰敗。次年正月初四，劉芳亮部也被清軍擊潰。李自成親征迎敵，大順軍還是屢戰屢敗，局面十分被動。
　　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正月十壹日，已無勝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。次日，潼關失守，西安的東大門已經向清軍敞開。十三日，李自成率殘部棄守西安，經商洛向河南伏牛山壹帶撤退。十八日，多鐸大軍進抵西安。
　　收到多鐸的捷報後，多爾袞命多鐸將善後及追剿等事宜悉數交付阿濟格，率部執行原定作戰計劃，繼續南征。
　　二月二十四日，多鐸大軍抵達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陽），準備經短暫休整後，在三月和四月間南下，壹舉奪取南京。
　　從十月發動懷慶戰役，到次年四月多鐸再次南征，“活雷鋒”李自成以大順軍慘敗為代價，為弘光政權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喘息時機。
　　在這近半年的時間裏，弘光政權完全可以揮師北上，呼應李自成的大動作，徹底攪亂中原態勢，局面或許還能有所轉機。事實上，弘光政權面臨的機遇，比任何時候都有利。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貿然北進，或許是擔憂北京的清軍大舉南下，而此時全然不必有此後顧之憂，“活雷鋒”李自成已經牽制了絕大部分的清軍主力。多鐸、阿濟格兩路大軍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線，清軍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順軍殘部糾纏，黃河壹線只有肅王豪格率領為數不多的軍隊進行防守。
　　神佑大明，良機天成。天賜不取，必受其咎！
　　在南方，並非所有人都是膿包，很多人都看到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山東總督（名義上的）王永吉、江西總督袁繼鹹等官員紛紛上書，要求朝廷派兵北上。其中，袁繼鹹的話非常切中要害：清軍沒有大舉南下，因為顧慮李自成，如果李自成歇菜了，咱們也得玩完兒。（虜未及謀我者，闖在耳。闖滅，非江南誰事？）
　　作為壹個政權，最令人悲哀的莫過於真理掌握在說話不管用的人手裏。
　　在首輔馬士英、督師史可法為代表的實權派看來，北上的建議實在太不靠譜。既不符合“聯虜平寇”的既定國策，又是自不量力的魯莽之舉。清軍不南下已經是菩薩保佑、阿彌陀佛了，人家放妳壹馬，妳還主動貼上去挨揍，這不是犯賤嗎？
　　唇亡齒寒？什麽唇亡齒寒！大明弘光繼自道統，怎麽能跟流賊，特別是跟逼殺君父的流賊有唇齒之論？爾等是何居心？
　　由於馬士英、史可法等人堅決反對，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。該貪的繼續貪，該混的繼續混。
　　“三大疑案”
　　雖然沒仗打，但“南混”們壹刻也沒有閑著，反而是忙得暈頭轉向。就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，南明版的“三大疑案”發生了。
　　根據不言自明的慣例，加壹個“南明版”，實際上想說明它是山寨的。“三大疑案”的原創是發生在明末萬歷、泰昌、天啟三朝的“梃擊案”、“紅丸案”和“移宮案”。
　　原創版的“三大疑案”很復雜，天啟在位七年，加上崇禎在位十七年都沒有把這幾樁案子徹底搞清楚。遠道而來的滿清政權更是抓瞎，然後越傳越玄乎。即便到今天，“明末三大疑案”都還是眾說紛紜，謎影重重。
　　為了把山寨版的“三大疑案”搞清楚，我們先簡要回顧壹下原創版“三大疑案”的經過。
　　——“梃擊案”，發生於萬歷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五月。
　　前面提到過，萬歷皇帝、鄭貴妃與東林黨圍繞著“廢長立幼”的問題，展開了耗時十五年之久的“國本之爭”，最後以東林黨的勝利而塵埃落定。
　　就在萬歷皇帝向東林黨服軟，正式冊封朱常洛為太子後不久，壹個叫張差的人手持木棍，只身闖入太子的寢宮，並打傷守門太監。
　　由於案發時間極其微妙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鄭貴妃指使張差暗殺太子。但是，心灰意冷的萬歷皇帝並不打算深究，只是將行兇者張差判定為“有精神障礙”，匆匆處決了事。
　　——“紅丸案”，發生於泰昌元年（1620年）八月。
　　萬歷皇帝於萬歷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七月去世，太子朱常洛於八月初壹順利即位，改元泰昌。十天後，泰昌皇帝便壹病不起。八月二十九日，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紅丸，自詡為“仙丹”。泰昌皇帝先後服用了兩粒，果然“成仙”，於次日不治身亡。
　　對於這次“醫療事故”，進藥的李可灼罪責難逃。首先，他不是太醫，屬於“非法行醫”；其次，藥效相當快，果然是藥到病人除。但是，首輔方從哲竟然擬遺旨犒賞李可灼，令人不生疑都難。
　　東林黨用十五年時間保下來的太子，即位才壹個月便嗚呼哀哉，更何況其中大有玄機，“逮啥管啥”的東林黨人當然不肯善罷甘休。大家再壹次聯想到了後宮，認為李可灼是受鄭貴妃及泰昌皇帝的寵妃李氏主使，加害朱常洛謀求篡政。
　　圍繞此案，群臣再次展開激烈對抗，新即位的天啟皇帝朱由校並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，只能在天啟二年（1622年）將李可灼等人流放，勉強做個了斷。
　　——“移宮案”，緊接著“紅丸案”發生。
　　泰昌皇帝死後，理應由太子朱由校即位。但是，泰昌的寵妃李氏暗中勾結閹黨頭目魏忠賢，意圖霸占著乾清宮不走，為將來“垂簾聽政”作準備。為了防止後宮幹政，以都給事中楊漣、禦史左光鬥（史可法的恩師）為代表的東林黨人，再壹次與宮廷勢力展開激烈對抗，堅決要求李氏移駕噦鸞宮。雙方爭執不下，事態很快便轉入白熱化，甚至發生了動手搶奪太子朱由校的惡劣事件。
　　在東林黨人的鼎力支持下，朱由校最終得以順利即位，李氏被迫移宮。不久後，噦鸞宮失火，李氏母女險些喪命，又有人懷疑是朱由校及東林黨人暗中使壞。經朝廷多次辟謠，天啟皇帝又承諾尊養李氏母女後，事態才逐漸平息。
　　原創的“三大疑案”到今天都是壹筆糊塗賬，但有壹點是清楚的：案件的背後，實際上是朝廷中各種勢力政治鬥爭的表現。如果將這些背後的勢力看做壹團烏雲的話，那麽“三大疑案”就是經激烈碰撞後的閃電。
　　明朝的失敗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敗於永無休止的內訌與黨爭！
　　“北都”如此混亂，“南都”當然也好不到哪去。
　　從“選嗣總決賽”開始，“南混”便開始選邊站隊，互相掐架，最後還是槍桿子說了算，東林黨人敗下陣來，遭到勛貴的排擠。
　　但是，視鬥爭為生命的東林黨並不打算善罷甘休，他們借馬士英舉薦阮大鋮之機，頻頻向朝廷發難。兩方互不相讓、爭執不休，弘光皇帝又是壹只木偶，整個朝廷被攪得烏煙瘴氣。
　　在這場鬥爭中，掌握實權的馬士英搶占了先機，他繞開提升官員必須的“廷推”程序（類似於“集體表決”），動用首輔的“票擬權”直接起用阮大鋮，東林黨再次落敗。
　　東林黨並不甘心失敗，頻繁上疏彈劾馬士英、阮大鋮，幹擾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。馬士英對這些人壹概置之不理，對罵得太不像話的人重則就地免職，輕則調換崗位，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聞，聽之任之。
　　東林黨罵得爽快，馬士英全當放屁。罵慣了，聽慣了，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。就在群臣其樂融融壹片和諧的時候，卻相繼上演了撲朔迷離的“大悲案”、“假太子案”、“童妃案”，史稱南明版的“三大疑案”，在南京的官場中掀起了壹場巨大的旋渦，並最終將弘光政權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。
　　關於“三大疑案”的始末，後人為了滿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，在各種史料中進行了大量脫離史實的改造與修飾，包括黃宗羲的《弘光實錄鈔》、清人計六奇的《明季南略》、徐鼒的《小腆紀年附考》等，都是缺乏可信度的。
　　相比較而言，李清在《南渡錄》、《三垣筆記》中的記載應該是靠譜的，因為李清時任弘光政權的都給事中，是“三大疑案”的親歷者。更重要的是，李清在“南混”的黨爭中基本上“不持立場”，對歷史事件的記錄比較謹慎和客觀。
　　下面就根據《南渡錄》的記載，看看“三大疑案”到底是怎麽回事。
　　——“大悲案”，發生於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二月。
　　十二月的壹天，在逃難到南京城的人群中，出現了壹個法名“大悲”的和尚。
　　當時兵荒馬亂，民不聊生，即便是與世無爭的佛門弟子也難以幸免。雖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飯，沒飯吃就得逃難，所以來個和尚並不奇怪。
　　奇怪的是，這個和尚竟然口出狂言，說他是親王！這問題就鬧大了！
　　到底是真是假？此時除了和尚自己，沒有人知道。為了謹慎起見，朝廷立即安排對和尚進行訊問。在訊問過程中，和尚大言不慚地說崇禎皇帝曾封自己做齊王，自己沒答應，後來做了吳王，其間漏洞百出，很快就露出了馬腳。經審訊，大悲和尚不過是徽州（今安徽歙縣）“屁民”壹枚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到蘇州做了和尚，案件告破，和尚被處斬。
　　案件到這裏似乎就結束了，實際上並沒有完，因為有壹個疑問還沒有解開：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膽，敢冒充王爺？他以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憶癥？
　　我們想到的疑問，負責審訊的人當然也能想到。在刨根問底的審訊中，大悲和尚說了壹句石破天驚的話：“潞王施恩百姓，人人服之，該與他作正位。”
　　好家夥，翻案來了！
　　不僅如此，大悲和尚還供出了所謂的“幕後主使”——錢謙益、申紹芳。這兩個是什麽人呢？申紹芳不過是陪襯，最關鍵的人物是錢謙益。這個人我們前面提到過，東林黨“大佬”之壹，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動議者，後來見風向不對，立即倒戈，向馬士英“投誠”。大悲和尚案發時，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書。
　　真是躺著也中槍！錢謙益、申紹芳連忙上疏辯解。與東林黨有宿怨的阮大鋮及時抓住機會，跟禦史張孫振相勾結，斷定大悲和尚的背後有壹個勢力龐大的“反動組織”（說直白壹點，就是“潞王還鄉團”），並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壹道“黑名單”，包括所謂的“十八羅漢”、“五十三參”、“七十二菩薩”，要求朝廷對這股“暗流”壹網打盡！
　　從數量上看，阮大鋮的“黑名單”共計羅列了壹百四十三人，規模相當龐大。再翻看名字，弘光皇帝大吃壹驚，甚至阮大鋮的“大哥”馬士英也著實被嚇了壹大跳。
　　“黑名單”裏都有誰呢？
　　“十八羅漢”中有史可法、高弘圖、姜曰廣、張慎言、黃道周、呂大器、袁繼鹹、路振飛等。
　　“五十三參”中有姚思孝、章正宸、熊汝霖、黃澍等。
　　“七十二菩薩”中有劉宗周、祁彪佳、張國維等。
　　對這些人不熟悉不要緊，他們都有壹個共同的標簽——“東林黨人”（有些人只是“同情者”，如史可法、黃澍）。要是照這個名單抓人，整個朝廷基本上都得被騰空。人都進大獄休息了，誰幹活？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，阮大鋮妳個小王八蛋，別沒事找事！
　　阮大鋮想借機排斥異己，由於動作太大，被馬士英摁了下去。大悲和尚被處斬，也就算是結案了。
　　大悲和尚人頭落地，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沒有答案——到底誰是主使？不過，如果什麽都真相大白，那就不是“疑案”了。
　　咱們把這個疑點暫時放壹放，後面再說。
　　——“假太子案”，發生於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二月至次年正月。
　　十二月，鴻臚寺卿高夢箕的仆人穆虎在南下時，遇到壹位少年同行。夜宿客棧時，穆虎發現少年內衣上竟然繡有龍紋，嚇得不輕，壹般人哪敢穿這玩意兒！經反復詢問，少年承認自己就是崇禎皇帝的太子，這下麻煩大了！
　　穆虎回到南京，將這個“燙手山芋”扔給了高夢箕。老高沒見過真太子，對宮中之事也不甚明了，壹時間難辨真偽。見少年言之鑿鑿，老高雖然將信將疑，但還是寧可信其真，便私自將其秘密轉移到了杭州，暫時安置在侄子家中。
　　奇怪了，高夢箕為什麽不直接向朝廷奏報，而是將真假難辨的太子秘密轉移呢？
　　原來，朱由崧出於自身皇位的考慮，早在幾個月前就迫不及待地憑借“路邊社”的報道，以朝廷的名義宣告崇禎皇帝三個兒子——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已經死亡，上了謚號。此時突然冒出壹個太子，如果公之於眾，恐怕是兇多吉少！
　　高夢箕想等壹等，但該少年在杭州壹點兒也不老實，到處招搖過市，喝高了就滿嘴跑火車，搞得人們議論紛紛，滿城風雨。萬不得已，高夢箕準備將此人轉移到金華，但流言蜚語已經四處散播開來，很快就能風傳到南京。
　　為了爭取主動，無可奈何的高夢箕於次年正月，正式向朝廷上奏了此事的來龍去脈。
　　舉朝震驚！剛處死壹個“王子”，又鉆出壹個“太子”，這不是“活見鬼”嗎？還讓不讓弘光皇帝活？
　　即便是真的，也要把他弄成假的！——朱由崧心裏未必沒有這樣的念頭。
　　讓朱由崧感到幸運的是，經內臣李承芳、盧九德以及當年太子的講官劉正宗、李景廉等人辨認，這個少年顯然不是真太子。
　　第壹，經內臣驗視，此人“面貌不對，語言閃爍”；
　　第二，講官回憶，太子“眉長於目”，此人不符；
　　第三，根據西宮袁妃回憶，“太子有虎牙，腳下有痣”，此人也不符；
　　第四，講官對當年的情況進行詢問，少年所答皆非。
　　此時，出使北京的左懋第也發來密奏，說北京出現了所謂的“太子”，真偽難辨。情勢復雜，弘光朝廷對這個“太子”的真實性更加懷疑。
　　經嚴加審訊，少年承認自己本名王之明，根本不是什麽太子。最關鍵的是，少年供出了“幕後主使”——高夢箕的仆人穆虎。
　　盡管兵科給事中左戴英認為穆虎的背後還有人，但弘光皇帝、馬士英等人並不打算深究，沒必要再整出什麽“十八羅漢”、“七十二菩薩”之類的自討沒趣。最後，假冒太子的王之明、“主使”穆虎被打入大獄，高夢箕負連帶責任被革職。
　　案子辦成這樣，也就算是破了，但疑點依然存在：到底誰是主使？
　　不著急，壹會兒再說。
　　——“童妃案”，發生於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初。
　　某日，有壹位童姓女子自河南而來，自稱是弘光皇帝的原配妃子。劉良佐率先得報，讓妻子對其進行詢問。女子說自己現年三十六歲，十七歲入宮，冊封為曹內監。女子向劉妻透露了壹個重要信息：“時有東宮黃氏，西宮李氏。李生子玉哥，寇亂不知所在。氏十四年生壹子，曰金哥，嚙背為記，今在寧家莊。”
　　宮闈之事，劉良佐兩口子更是抓瞎，趕緊送到南京，由弘光皇帝親自勘驗。自己的老婆，總該認識吧？
　　得到奏報，朱由崧既抑郁又氣憤：我做個皇帝容易嗎？假王子、假太子也就算了，怎麽憑空又冒出個老婆來？
　　想都不用想，朱由崧直接作了批示，將此女子送鎮撫司羈押審訊。怒火難平的朱由崧還當廷作了澄清：
　　第壹，我的原配是黃氏，早逝，繼妃李氏，死於戰亂。
　　第二，我當初不過是郡王，哪有資格立什麽東宮、西宮？
　　果然，該女子經不住嚴刑拷打，被迫招供說，自己其實是周王的妃子，以為是周王做了皇帝，認錯人了。
　　最終，假冒妃子的女子被羈押，不久後死於獄中。
　　相比於其他兩個“疑案”，這個案件應該是最清楚的。因為弘光皇帝作為當事人，已經作了澄清，而且這個澄清符合相關的歷史記錄和制度。
　　但實際上，在“三大疑案”中，“童妃案”的疑點最大。
　　就算女子後來招供的是真，她確實是周王的妃子，但朱由崧沒有資格立東宮、西宮，同樣身為郡王的周王當然也級別不夠。這說明，該女子也不是什麽周王的妃子。
　　她到底是誰，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她怎麽敢冒充別人的老婆？
　　和尚冒充王子、少年冒充太子，都有投機的成分在裏面，反正見過的人也不多，時間長了也記不清楚，說不定還能渾水摸魚。但是，冒充壹個大活人的老婆就有點匪夷所思了，當朱由崧是白癡，還是認為他失憶？
　　所以，“童妃案”最大的疑點在於：這是壹個毫無勝算的冒險，女子為什麽還要自尋死路？
　　按照這個思路，接下來要問的就是：誰讓她這麽幹的？
　　妥了，看似毫無關聯的“三大疑案”，都存在壹個共同的疑點——到底誰是主使？
　　解密
　　解開“三大疑案”的謎團，實際上就是回答三個問題，我可以先告訴大家答案，當然，僅供參考。
　　第壹，“三大疑案”是孤立的，還是相互關聯的？
　　答案：有關聯！
　　第二，“三大疑案”的主使是誰？
　　答案：不知道。
　　不過我可以推測，無論主使是壹個人，還是壹群人，他們都有壹個共同的標簽——東林黨。
　　第三，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幹？
　　答案：拱倒朱由崧！
　　歸納起來就是：有壹群東林黨，為了將朱由崧趕下臺，精心策劃了幾樁案件，最後以失敗告終——這就是“三大疑案”背後的驚天秘密！
　　有了答案，我們再對“三大疑案”的案發過程進行復原。
　　“選嗣總決賽”落敗後，東林黨並沒有善罷甘休，而是繼續大肆攻擊馬士英，以及後來被“破格提拔”的阮大鋮。
　　想當初，東林黨在“國本之爭”、“明末三大案”中都取得了輝煌勝利，沒想到在南京竟然陰溝裏翻了船。壹夜回到解放前，東林黨人實在咽不下這口氣！
　　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東林黨表面上痛斥馬士英、阮大鋮，實際上是借以表達對朱由崧的不滿。不敢打主人，那就打狗給主人看，馬士英、阮大鋮成了弘光皇帝的“替罪羊”，飽受攻訐。
　　罵了幾個月，東林黨並沒有達到目的，朱由崧繼續玩，馬、阮繼續貪，他們大塊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東林黨連香味都聞不到。
　　對手太強大，鬥爭手段需要升級，東林黨開始下狠手。於是，被重金收買的大悲和尚出現了。大悲和尚假冒王子不過是幌子，真實的目的是要制造輿論，也就是那句至關重要的話“潞王施恩百姓，人人服之，該與他作正位”。
　　按照東林黨的計劃，通過犧牲壹個大悲和尚，喚起群臣的“良知”，將當初“選嗣”的案子再翻出來曬壹曬，說不定就能翻身。
　　另外，東林黨還謀劃了壹個“副產品”——構陷東林黨的大叛徒錢謙益。
　　正是這個“副產品”，差點讓東林黨被連鍋端掉。挨了這麽久的罵，阮大鋮早就想伺機反撲。錢謙益叛變了，但曾經也是東林黨，誰敢保證他不是臥底？於是，準備將東林黨壹網打盡的“黑名單”正式出爐。
　　東林黨的頭號敵人朱由崧、二號敵人馬士英壹致認為，大家都在壹條船上，整翻了全得淹死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也算是給東林黨壹個臺階下，“大悲案”也就草草了結。
　　出師不利的東林黨開始謀劃第二招：既然假冒王子不靠譜，索性冒充太子，看妳朱由崧怎麽辦！
　　於是，假冒太子的王之明出現了。東林黨的本意，當然不是真的要讓壹介草民王之明渾水摸魚、以假亂真，而是想給朱由崧難堪，摸壹摸他的底牌。
　　朱由崧雖然昏庸無能，但在保住位置的問題上還是比較狡猾的。得知有“太子”南來後，朱由崧很大度，公開表態：如果真是先帝的太子，反正我也沒兒子，就做我兒子吧。（若果系真東宮，朕尚無子，即愛養他。）
　　朱由崧的話有兩層意思：其壹，我對先帝之子沒有什麽忌憚；其二，想現在頂替我？免談！等我死了再說。
　　“太子”經驗視為“贗品”後，朱由崧不無“遺憾”地感嘆：“若果真，即迎入大內，仍為皇太子，誰知又不是”。
　　朱由崧見招拆招，東林黨又敗下壹城。最後，不甘失敗的東林黨終於使出了殺手鐧，假冒的“童妃”出現了。
　　為什麽說“童妃”是東林黨的殺手鐧呢？我們先做壹個推理題。
　　現有甲、乙二人，乙聲稱自己是甲的妻子，但甲不承認，什麽情況？
　　答：乙是冒充的。
　　錯！確切地說，不全對。
　　應該存在兩種可能的情況：A.乙是冒充的；B.甲是冒充的。
　　朱由崧、馬士英當然選A，但東林黨選B。
　　——“童妃案”變成“假皇帝案”！這就是“童妃”出現的真實目的！
　　假冒的“童妃”必然會被戳穿，因為朱由崧根本就不知道哪裏又冒出壹個“原配”來。但東林黨所需要的，就是朱由崧說他不認識。
　　假設“童妃”是真的，但朱由崧卻說他不認識，為什麽？答案是唯壹的——坐在皇位上的朱由崧是假的——這就是東林黨的邏輯！
　　如果朱由崧將錯就錯，認了這個“童妃”，東林黨就把自己給繞進去了。可惜，窩了壹肚子火的朱由崧打死也不承認，馬士英也沒看出其中的玄機，無意中落入了東林黨設好的圈套。
　　不過，東林黨還是忽略了很關鍵的壹點：賭註太大，玩的人就少了。
　　和尚冒充王子、草民冒充太子，都有不少人跟著瞎起哄，但真要認定臺上的朱由崧是“贗品”，這風險就太大了。別看“憤青”們平時叫嚷得比誰都厲害，真到沖鋒陷陣的時候，絕大部分都會家裏有事，壹哄而散。
　　沒人響應，東林黨純粹白忙活壹場。
　　睢州之變
　　弘光朝廷被“三大疑案”搞得雞飛狗跳之時，作為“督師”的史可法雖然遠在揚州，卻沒有雙手插袖管裏，蹲壹旁看好戲。
　　史可法決定趁多鐸率軍剿滅李自成之機，做壹件大事！
　　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二月，史可法命令高傑率軍北進，這是弘光政權有史以來的第壹次，也是最後壹次。
　　老史，妳有種！
　　別忙著鼓掌歡呼，史可法可是壹直都不同意主動招惹清軍的，他派高傑北進，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？
　　十二月，高傑向留守黃河的清肅王豪格發了壹封信，中心思想就壹句話：“欲會師剿闖，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。”
　　原來如此！
　　誌氣高昂地率軍北進，原來是想幫清政權“打短工”，壹起收拾李自成。
　　老史，妳有才！
　　弘光軍隊想幫忙，還得看東家願意不願意。肅王豪格的回書開宗明義地寫道：“果能棄暗投明，擇主而事，決意躬來，過河面會，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。”
　　壹張熱臉，貼壹冷屁股上！
　　原本是奉命來幫忙的，卻被清軍默認為“投誠”，上哪兒說理去？既然清軍不識擡舉，高傑索性沿著黃河展開防禦。（沿河築墻，專力備禦。）
　　到達歸德（今河南商丘）後，高傑要求睢州（今河南睢縣）總兵許定國前來商議防禦事宜，但許定國竟然不來。高傑郁悶了：破天荒地搞了壹次“北伐”，怎麽總遇到冷屁股？
　　許定國這樣做，源自多年前的壹樁血案。
　　高傑曾經跟著李自成闖蕩江湖，帶著壹群烏合之眾路過壹個小村子，搞了壹次“三光”。其中的壹戶全家老幼都被殘害，只有壹人僥幸得脫，這個人就是許定國。後來，高傑向明軍投降，兩人共同效力於朝廷。許定國表面上與高傑交好，卻壹直懷恨在心，伺機報仇。
　　當年四處亂竄，殺人如麻，高傑哪裏知道還有這樁舊案，只是覺得作為堂堂的四鎮總兵之壹，老朋友卻不給面子，自己有點下不來臺。高傑咽不下這口氣，於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正月初十，帶著河南巡撫越其傑、巡按陳潛夫前往睢州，找許定國把話講清楚。
　　其實，王之綱奉命以河南總兵的名義“開疆”歸德時，久居睢州的許定國擔心被吃掉，早就坐不住了，暗中讓兩個兒子過河做人質，投靠了肅王豪格。
　　高傑到來後，許定國派人給豪格傳話，要求清軍過河支援。哪壺不開提哪壺，豪格壹聽就窩火：老子手上要是有兵，還用等妳來請？
　　當然，這話不能對許定國講，豪格後來給多爾袞的奏報中說“未奉旨不敢擅往”，其實就是兵太少，不敢輕舉妄動。
　　清軍的援軍不肯來，許定國只有自己想辦法。十二日，許定國擺了壹場“鴻門宴”，高傑不聽越、陳兩人的勸阻，執意赴會。當夜，高傑被許定國暗殺，越其傑、陳潛夫倉皇逃走，史稱“睢州之變”。
　　十三日，得知主將被殺的“高家軍”大舉攻入睢州，充分發揚烏合之眾的“優良傳統”，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屠殺，兵力處於劣勢的許定國趁亂渡過黃河，正式向清軍投降。
　　高傑死後，幾萬軍隊群龍無首，早就看高傑不順眼的劉澤清、黃得功、劉良佐開始蠢蠢欲動，紛紛痛打落水狗，準備將四鎮中兵力最強的“高家軍”據為己有。
　　唯壹壹次“北進”搞成這個局面，史可法實在是有苦難言，只能親自赴徐州善後。
　　為了安撫“高家軍”，弘光皇帝命高傑的妻子邢夫人統轄“高家軍”各部。史可法則與諸將約盟，立高傑之子高元爵為興平伯世子，又提拔高傑的外甥李本深為提督，打破了其他總兵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盤。
　　邢夫人很清楚，憑借她和李本深的本事，是駕馭不了“高家軍”的。因此，邢夫人建議史可法收高元爵為義子，實際上就是想將“高家軍”改造成“史家軍”。但是，史可法嫌高傑是“流賊”出身，婉拒了邢夫人的動議，讓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作了“替身”。
　　史可法如此因循守舊，實際上是將“高家軍”當成了棄子，江北防線的實力被極大地削弱了。
　　“睢州之變”對史可法的打擊太大，致使他認定“中原不可復為”，將高傑軍隊從睢州撤回徐州。由於善後處理不當，“高家軍”陷入內訌。史可法無計可施，輕易放棄了軍事重鎮徐州，於二月南下，退保揚州，弘光政權在淮河的防線不攻自破。
　　從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月到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三月，清、順兩大政權在西北死磕，南明弘光政權本可以在壹旁養精蓄銳。但是，死性難改的“南混”卻繼續左手跟右手較勁，鬧騰得大汗淋漓，上氣不接下氣。
　　“活雷鋒”李自成為弘光政權爭取到的寶貴喘息時機，就這樣被“三大疑案”、“睢州之變”消耗殆盡。
　　真應了那句老話：天作孽，猶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！